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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北伐战争95周年，作为叶挺将军的后人，精通用电影语言来叙事的叶大鹰导演，却一直害怕去触碰有关爷爷的题材，害怕拍不好，但又接受不了“别人拍，因为拍不好就更糟心”。

而作为红色电影创作者，叶大鹰用电影触动了自己，也触动了许许多多的观众。在叶大鹰红色电影创作之路专题片推出之前，红船杂志走近叶大鹰，从《红樱桃》、《红色恋人》到《天安门》，回顾创作之路，听听叶大鹰听到的故事，以及他又是如何用电影讲述这些故事，有过哪些思考。

“今天说起他们，依然非常激动。”

创作《红樱桃》前，叶大鹰很顺利采访到了朱德的女儿朱敏，因为叶大鹰的父亲是朱敏的校友。当年跟朱敏一样留学在外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有五六十人，叶大鹰前前后后采访了有三十多人。采访过程中，叶大鹰的创作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慢慢地发生了转变，他真实地看到了一群人，不仅自己牺牲了，甚至牺牲了全家人。他也从对个体的关注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物，走上了红色电影的创作之路。

在每一次的创作中，观众是重要的也是不重要的。叶大鹰认为在创作初期，不应该拿“观众的市场效果”去要求自己，这样会让自己迷失掉。创作者一定会因为某一个细节能够触动自己，而选择从夹缝中把这些细节打捞出来，在作品中把最感动的地方表达出来。基于这一点，叶大鹰坚持：观众是不重要的，自己感动才最重要，才可能打动跟你一样的观众。

叶大鹰在电影创作的前期采访过程中，了解到受了很多不公和委屈的先辈们仍然在坚守他们的信仰。也是在听这些故事的过程中，他希望把他们讲述出来。无论是《红樱桃》还是《红色恋人》都有面对死亡的主题，最近播出的《觉醒年代》，也在讲述陈独秀和瞿秋白面对死亡的故事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

“是在大铡刀面前，在死亡面前，在迫害面前，死硬坚持信仰的人。”作为一名导演，叶大鹰并不避讳自己创作观也经历了渐进蜕变的过程，而正是这种真实的感知，才让他:“今天说起他们，依然非常激动，依然愿意去讲他们的故事。”

开国大典修建天安门，有两位日本人参与

拍《天安门》时，为了了解天安门在开国大典前几个月的快速变化，叶大鹰找到了当年修天安门的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队长，在了解天安门修建过程的同时，他也知道了两位日本美术人员如何变成解放军的故事。

一名日本人因为在日本加入了反战同盟而被通缉、追杀后，来到中国就直接投奔了八路军。

其中一名懂中文的日本人，被侵华日军派来进行战地广播，在广播喊话之前需要通过材料了解抗日的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位日本人看完材料后，却认定这帮共产党是真的人，八路军非常了不起。在一次战役交火过程中，他直接穿过枪林弹雨投奔了八路军。

后来天安门悬挂的八个大灯笼和两边的标语，都出自两位日本美术之手。当初的设计理念非常朴素，喜庆是主要的基调。

当年开国大典的场景也成为两位日本美术印象里，最深刻的记忆，“那时还没有长安街，游行队伍一路往前走，马路上掉的全是鞋。”身处现场的两位日本美术，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，因为自己参与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，值得一生记忆的事，两人同时决定连夜写入党申请书。

“中国与日本之间除了侵略和反侵略战争，还有很多非常动人、英勇的故事。”在红色电影的创作过程中，叶大鹰也被许多这样的故事打动着。

在《天安门》这部电影里，为了让电影人的真诚淋漓尽致地呈现，同时向先辈致敬，叶大鹰通过特效“让真的毛主席站在了天安门、站在了电影里”。

离妻子仅一墙之隔，信却没能亲自送到

拍反映叶挺独立团的故事，叶大鹰很憷，但又责无旁贷，于是他开始大量查阅叶挺独立团的史料，逐渐有了最初的创作思路。

叶挺独立团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团党支部，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。后来发展到每个营都建立党支部，直至连一级也建立了党支部。“这个军队在最初建设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部队，而且排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。”叶大鹰强调，“听党指挥，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，这个口号是1925年叶挺独立团建立的时候，就提出来的。“

1922年孙中山、宋庆龄与警卫营合影，前排右一为叶挺

”很多人说叶挺独立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？“叶大鹰说，在渌田之战战前动员的时候，叶挺在战前动员会上说：为什么这场仗我们一定要打赢，是因为我们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；我们是北伐的先锋队；我们代表共产党人来打这个仗，所以我们必须打赢。

当时独立团的口号是：“革命军人，有进无退。只准前进，不许后退。”攻打武昌城时，叶挺独立团敢死队，当年也叫奋勇队的第一营营长曹渊在攻城之前，做了一个战前动员。每一个敢死队员都交了一份遗书，有的给父亲信，有的给母亲，有的给兄弟姐妹。

战前动员会最后，曹渊对在场所有人说：非党同志往后退。“我觉得这句话让我非常震撼，共产党人是什么？共产党人是带头牺牲的那些人。”查阅资料中，一个个壮烈又柔情的烈士故事让叶大鹰震撼……

第三连连长武昌人高超，把一封家信、几件衣物和几十元钱交给了支部书记周廷恩，请他交给武昌城里的妻子。周廷恩说：“隔墙就到了，还是你自己送回家好。”高超说:“我不一定能送得到，留在你这里才有保证。”而高超最后牺牲在与家一墙之隔的宾阳城下。

当年的武昌城

一位班长写给母亲的信中说:“……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，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。为了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而战死，虽死犹生。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为着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，是光荣的。儿的躯体虽死了，但精神是不死的，儿是永远生在母亲面前的。恳求母亲保重,勿过悲哀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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